曹东勃：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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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乡愁党”们的崛起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今年的特殊之处则在于，“乡愁党”与“逃离党”实现了两党的合流。事起于一则上海姑娘因随男友到农村吃年夜饭而心理崩溃以致连夜分手的新闻。此事一出，立马引爆了新一轮城乡对立、土客冲突，原先高声凭吊乡愁的一批人转而高谈阔论“门当户对”的陈年旧话。更有围观群众作道德批判，历数年节礼俗、家庭教养；或作惊诧状，痛感区域差别、贫富分化。
最近两天，这件“大新闻”多少发生了一些反转，出现了不少对于新闻事实本身真实性的质疑。波普尔有三个世界的说法，即物理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客观知识世界（世界3）。借用这个划分的思路，似可认为，经过几天的发酵，对这一新闻的后续讨论和各方表态，已然形成一个独立的事件，建构了一个平行于新闻事实的舆论场，这已步入世界2和世界3的领地。人们对一个新闻的热烈讨论，真实表达或暴露了自身的偏好、观念（执念、成见）乃至意识形态，因而对这一事件的“二阶”甚至“三阶”讨论，同样值得我们认真观察、仔细分析。
我不是新闻工作者，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这件事给我的最深刻启示就是，要在今天的教育过程中，创造条件，让我们的学生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这句话取自前总理温家宝先生2010年在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题目。他在那次发言中坦陈：
“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呈现出现代化的繁荣，但中西部和广大农村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落后……中国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日趋活跃，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好的维护，但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在另一个场合，在回答两会记者提问时，他谈到了三次考察离北京只有150公里的河北滦平县，他说虽然那里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与北京的差距依然很大。他建议记者多去中西部地区看一看，因为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
农村、农民、农业，究竟有多穷、多苦、多危险，需要无数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如那位上海姑娘一样的青年人，在他们胸中还有高尚情怀和正义感的最佳年龄、在他们的大学时代，就多去跑一跑、看一看的。几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跨越后现代、现代甚至传统社会的多重境遇。
为什么青年人要多去基层跑？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八方朋友。今天的青年大学生，包括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人，一个普遍问题是间接经验发达，直接经验欠缺。就是说，书本知识学了不少，但是对于真实世界的了解和许多生产生活方面的经验，并不比我们的上一辈人更多。为了防范枯坐书斋所形成的理性僭越与独断，防止将知识人的一孔之见强加于人，必须尊重现实的多样性，必须在理论与现实的往返中，明晰问题意识，提高交往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和研究能力。
为什么青年人要了解农村？上世纪90年代一部著名的有关文革的纪录片中，不少学者谈到了他们几十年前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抱持一种革命朝圣心态来到农村，然后开始真正了解社会的真实状态，开始了对狂热政治的反思。今天的我们不需要一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但从农村开始“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路径。
乡愁泛滥和上海姑娘落荒而逃，这两件事及其后续舆论反应，夹杂了太多何不食肉糜式的矫揉造作，不是长者，见得不多，缺乏人生经验和阅历，只能空谈情怀。而两者的症结都是实然问题。中国的这种分化，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中国的这种复杂，也早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愁与不愁，它都在那里；逃与不逃，它纹丝不动。这是秃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的事情。何至于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震惊？难道在他们的眼中，一直是“这盛世如你所愿”，绚烂如花不成？
更为遗憾的是，许多人从“上海姑娘逃离农村”一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竟是：在“突然”发现和痛斥二元结构不公平之后，更加坚定地开展城乡和地域之间的内部撕裂与“身份”斗争。从而，在这一轮站队过程中充当了制度的无形帮凶，也把乡愁腌制为一种隔着文化脂肪搔痒的乡愿。诸如“硬盘”一类的说法，与其说是“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有意离间，毋宁说大抵还是“民间智慧”的自发创造吧。每一次类似事件之后的类似站队和诋毁，都在错上加错地巩固城乡二元结构和阶层断裂的文化基础和心理认同。
乡愁党和逃离党的高度重合，非常值得玩味，这也反过来说明了乡愁乌托邦的虚假性。2013年的城镇化会议中，出现了那句引人注目的惊艳之语：“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人们往往只看到后半部分，而忘却其前缀是“城市”和“居民”。所谓乡愁，本就是城市居民想象图景的一种投射。
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认识与行动孰为重要，这样的争论起码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从乡愁泛滥与上海姑娘逃离事件中的各方反应来看，我认为首先要做到认识上的对等。具体来说，城市中的青年人要找各种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去农村看一看，老老实实住在农民家里作一番调查，哪怕只有几天，都大有裨益。
过去几年，我曾和同事们一起先后带过多名本科生、研究生到中东部地区农村做过多次长时间的驻村调查和支教工作。这些同学无论来自城市、城镇还是农村，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在数九寒冬的长三角农村，白天到田间地头访谈农民，夜晚穿着军大衣在农户家中踱步讨论，品尝安置于上海郊区的三峡移民地道的川渝风味，抑或向农民讨要各类食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不仅仅是学术研究上的新鲜体验，更有生活层面和社会交往层面的巨大收获。
不少上海市区的同学即便来到沪郊农村，也已有两个世界之感。上海是“一座城市”，这固然因为它叫“上海市”而非“上海省”或“上海县”，但上海并非只是“一座城市”。它的十个郊县是在1958年由江苏省划拨过来的。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是“大农村”使得上海在大饥荒中保持了全国最低的人口死亡率，也成全和成就了今天的“大上海”。从这个角度说，这座以开放而兴的城市居民，没有任何理由和资格歧视排外。
城乡分治、二元区隔的制度弊病及其矫治不只是“肉食者”的责任，每一个身处这一体系之内的人都不是只能无力嗟叹的旁观者。至少，不应该无视这种实存现状，或突然“发现”了这种长期被“遮蔽”了的事实而惊慌失措、情绪失控、精神失态，急欲逃离而呈掩耳盗铃之势，这只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毫无正义性的聚类分群，把一种制度性的问责导向一种永无休止的地域战争、土客冲突和“人民内部矛盾”。
情怀不能当饭吃，乡愁不能改变现实。城市中的青年人应该多接触农村、了解农民，去做社会调查、做志愿服务、做教育、做投资。农村的改变和进步需要外力的注入，而不是决绝的逃遁。
说到此处，我发现这次“逃离事件”又成了一次由城市成功设置和引导的舆论议程。我们更关心的是城市居民对于农村的不适应，进而要以城市为理想类型去“改造”和“升级”农村。相比之下，进入城市的农民对于城市的不适应，又激起了我们多少热情呢？如何让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在每一片天空下、每一寸土地上活得更有尊严，更不会困扰于基于身份的暴力和暴戾呢？
我始终记得2012年一位来自农村的大一同学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说：
“记得第一次独自坐地铁时，既兴奋又害怕，兴奋就不用说了，害怕么，就是万一找不到回去的路怎么办。上了大学也是这样，害怕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我的家乡依旧很贫困，父母供我上大学经济上已是捉襟见肘，其实每一个上大学的农村孩子家庭情况大同小异。我必须努力，这种努力是为了回报父母。如果有可能，我愿尽力为乡亲做些事。”
今年夏天，应该是他毕业的时节。这四年他过得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四年前这封闪耀着赤子情怀的来信，使我相信他能够一本初衷、日新又新。他的父辈、祖辈们所代表的群体的智慧、淳朴和奋斗，创造了过去几十年发端于乡村的“改革奇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和如他一样的同辈青年，也将是未来中国乡村活力的真正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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